每經(jīng)記者｜石普寧    每經(jīng)編輯｜楊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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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窮，一個近乎老生常談但仍然只會嫌少不會嫌多的話題。

何謂貧窮？首先，它是物質(zhì)上的，例如我們常說的“一貧如洗”“家徒四壁”；其次，它也關涉尊嚴，如果可以計量，窮人與富人之間的自尊差距，或許比他們之間的財富差距更甚。

《貧窮的質(zhì)感：王梆的英國觀察》作者王梆旅居英國12年，她從親身經(jīng)歷出發(fā)，帶我們看到了異國廉租房里的“倫敦漂”、因為大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而逃往鄉(xiāng)村的年輕人、如履薄冰的中產(chǎn)階級、陷入惡性循環(huán)的失業(yè)貧困人口、貧富差距越來越大而失去奮斗希望的新一代……

作者:王梆 出版社:上海文藝出版社

出品方:單讀/鑄刻文化

用她自己的話來說，這本集子首先是在英生活的回憶錄，其次才是她對英國社會政治，民生和文化的觀察。在前言部分，王梆表示，“尊嚴”是其多年以來思考得最多的問題，而這本書即是對“如何才能有尊嚴地活著”這一問題的思考。

貧窮，或者說，貧困，究竟如何作祟？答案或許正如本書封面所言：窮人不是貧困的罪魁禍首，而是它的產(chǎn)物。

01

今天的人們談起貧窮時，談論的已不再是埃塞俄比亞或委內(nèi)瑞拉，甚至不是希臘，而是一個中產(chǎn)階級正在萎縮的第一世界國家。

在正文的開篇，旅居英國的王梆自述，“我的很多人生悲劇，大抵是窮引起的。”“大抵”二字，仿佛瞬間將人拉回初高中課文里魯迅的文章，莫不讓人有些忍俊不禁。

王梆是一名自由記者，出版過電影文集與繪本集。通過散落在書中的有關內(nèi)容，我們大致能夠拼湊出她的生活軌跡——27歲離開報業(yè)，選擇自由寫作，從此過上了“朝不保夕的生活”。三十多歲時，手握兩年期簽證，口操三腳貓英語，飛往陌生之地倫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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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開始，她對外宣稱“專欄作家”，實際上卻是打數(shù)份零工以求生存的“倫敦漂”，和其他人“擠成油渣住在一起”；后來，她和一位英國詩人結了婚，離開了喧囂的城市，到鄉(xiāng)下租了一塊地，“過上了‘自耕農(nóng)’的瘋狂日子”。

如何理解書名“貧窮的質(zhì)感”？或者說，作為一種抽象的狀態(tài)，“貧窮”何以與具象的“質(zhì)感”產(chǎn)生聯(lián)系？或許可以從書名的英譯中尋找一些靈感。

本書的英文名為“The Texture of Hard Times”，“質(zhì)感”所對應的英文單詞“Texture”。

在《新牛津英語詞典》中表示“（物質(zhì)、表面的）結構，構造；紋理；肌理”，還有“（藝術作品等的）神韻；質(zhì)感”一解，強調(diào)“藝術品表面能觸知的特征”。

在欣賞一幅畫作時，講解的文字總是在提醒我們注意畫作的“筆觸”；而在這本書中，王梆則是以一種“講述者其實也在現(xiàn)場”的畫風，隨著她一同走筆，書中那些鮮活的個體，抓人的細節(jié)和適時的議論，為“貧窮”這個有些宏大抽象的話題添了幾分落地后切實的“質(zhì)感”。

這時再來理解行文中的“貧窮”，這究竟是怎樣一種狀態(tài)？在王梆看來，“dirt-poor”是所有形容貧窮的英文詞匯里最貼切的，因為“灰塵是最勢利的，當你衣著光鮮它退避三舍，當你破衣爛衫它就從四面八方猛撲而來”。

02

“如何才能有尊嚴地活著”，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不妨先來看看貧窮是如何剝奪人的尊嚴的。

王梆分享了她初到倫敦時的親身經(jīng)歷，住在坎寧鎮(zhèn)的貧民區(qū)，房間“是一片玻璃窗加三塊隔板拼貼起來的水晶棺”，吃的是素面加老干媽辣醬和學生榨菜，為了生存，她做過很多工作：翻譯古董表零件名稱、為電視臺偷拍的華人妓院里“姐妹們的日常對話”提供翻譯、給中產(chǎn)婦女上東方瑜伽課、以“中華神推”自居上門推拿等。

貧窮會讓人疲于奔命，當你還在思考如何生存時，遑論思考個人尊嚴。在書中，王梆記錄了很多和她有著類似經(jīng)歷的人——

有亞馬遜快遞工，領著比國民最低工資的時薪，早上8點出發(fā)一直送到“月黑風高”，并且時常無法準時拿到工資；有因精神疾病和肢體勞損失去了工作的前護士，除了一輛破車沒有藏身之處；還有住進樹林的古建筑修復師，在被一群流氓毆打、搶劫之后，連他的睡袋都被搶去……

貧窮在剝奪人自身的尊嚴時，也會逐漸侵蝕其同理心。在王梆生活的哈德納姆村，她和投脫歐支持票的鄰居老人保羅聊天，他的農(nóng)場生活被壟斷資本傾軋得難以為繼，歐盟與移民是成了最易觸達的譴責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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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位87歲的老人告訴王梆，二戰(zhàn)后，靠父親在鄉(xiāng)下購買的5英畝耕地，他過上了小康生活，直到90年代全球化背景下的“超級市場”將村落里的產(chǎn)業(yè)沖擊得七零八落，年近五旬的他也只能靠各種短期合同工熬到退休，保羅說：“脫歐是這么多年來，我們所獲得的唯一一次發(fā)聲。”

在哈德納姆村，類似遭遇的人還有很多，村落50年間從事農(nóng)業(yè)的人口也從95%減少到了1.5%；在這片她“漸漸愛上”的土地上，一半以上的原住民都是堅定的“脫歐派”。

最可怖的是，貧窮還會讓人喪命。王梆以自身經(jīng)歷講述，追問性別歧視和社會不平等的根源——為什么全職工作的女性收入比全職男性少？為什么獵巫運動中，85%的受害者都是女性？通過追溯英國歷史上“尋找替罪羊”的獵巫運動，王梆分析社會根深蒂固的性別歧視，

時間跨入當下，駭人聽聞的系統(tǒng)性加害幾乎絕跡，而在新冠疫情席卷全球的危機下，英國迎來了新的“貧窮”困境，王梆將之稱為“新冠并發(fā)癥的現(xiàn)代奴役制”——

疫情期間，即便是在英國全國封鎖的狀態(tài)下，一位清潔工還是每天乘坐公交車準時到無人上班的司法部打掃，因為僅靠微薄的社會補貼，他在倫敦的生活難以為繼。染上新冠之后，他依舊工作，終于在體力不支之后被同事送回住所，當天在家中去世。

與清潔工遭遇類似的，還有“前線工人”（Key Workers），他們的死亡率也遠高于在家辦公的雇員，數(shù)據(jù)顯示，在醫(yī)護、餐飲、服務、食品加工等行業(yè)中，僅2020年3月到12月，男性雇員平均每10萬人就有64.1—66.3人死亡；女性的數(shù)字則是27.3—33.7。

03

在描述在英生活以及觀察的同時，王梆也對造成貧窮背后的現(xiàn)象進行了討論，在她看來，造成貧窮的是一種屬于資本主義的制度性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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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梆指出，全球化之后，新自由主義者將蓄奴主義重新包裝成“自由市場”，將其搬回了歷史舞臺，“在他們的眼中，現(xiàn)代奴隸制是不存在的，因為雇主和雇工之間，不存在奴隸主和奴隸之間那種板上釘釘般的產(chǎn)權關系。”

在“自由市場”的幌子下，兩極分化愈發(fā)嚴重。王梆以撒切爾夫人上臺前后的廉租房情況為例：20世紀70年代晚期，近三分之一的英國人住在政府廉租房里，“把合理的房租交給政府，好過把瘋狂的房租交給包租公和商業(yè)銀行”似乎是英國人民的共識。

撒切爾上臺后開始大力推行私有化，廉租房購買權政策即為其中一項措施，自此以后，廉租房被“資本的煉金術炒成了黃金”，如今，在倫敦的年輕人幾乎都淪為高價租房奴，“基本可以拋棄買房幻想”。

事實上，在低中階級收入滑坡的情況下，富人的收入?yún)s大幅上漲。據(jù)一組2013年的數(shù)據(jù)，2008年經(jīng)濟危機之后，工薪階級只迎來了0.4%的工薪漲幅，而占比“1%”的富人們，收入?yún)s漲了31.4%。新冠疫情的發(fā)生更是再次加劇了兩極分化。

然而，這是否意味著，撕裂的社會已然無解？王梆又通過自己在地的親身經(jīng)歷提供了另一種可能，用英國歷史學家大衛(wèi)·弗萊明（David Fleming）的話來說：“大問題并不需要大規(guī)模的解決方案，一個行動上的基本框架，外加無數(shù)微小的對策就足夠了。”

在王梆居住地附近，民間公共領域的生態(tài)區(qū)比比皆是。疫情期間，由于封鎖帶來的物理隔離，人們便開始在窗臺上放置聯(lián)絡信物——有人甚至在4月就掛出了圣誕彩燈。王梆所在的耕地里，甚至來了一場“稻草熱比賽”，并且“沒有一個稻草人因為主人不同的政治傾向而遭到另一個稻草人的毆打”。

類似溫暖的事跡還有不少：人們自發(fā)組成“志愿者”團隊，為需要幫助的人（例如獨居老人）去藥房取藥、遛狗、去超市買菜；在救濟食品需求量猛增三倍的情況下，附近居民送來了以萬噸計的食品，斷絕了路有凍死骨的情況；村圖書館也推出了網(wǎng)上借書、再由義工送上門的服務；精神疾病公益組織組織線上會議，以此為附近的精神類疾病患者提供陪伴和心理解壓服務……

對王梆來說，這種類似的“造鄉(xiāng)”（Placemaking）培育了她對異鄉(xiāng)的身份認同，最終成為了她的“戀地之地”。對此，王梆抒情道：“對我來說，它是陌生的個體與在地建立私密關系的過程，是化解‘無鄉(xiāng)的焦慮感’的過程，是一個雨滴與溪流的匯合過程。盡管雨滴匯入溪流的運動，較之于時代的電閃雷鳴，是如此微乎其微，但我卻偏愛它的微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