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文婷/文

　　上個月的一篇《深圳新首善豪捐3億元股權 曾是富士康員工》因為約訪困難重重，只好在未獲同意的情況下，直接去闖該公司位于深圳觀瀾的洗衣工廠。

　　下午接近5時，我在觀瀾一個工廠密集的村子下車，天陰欲雨，路人急走避雨。問了幾人，都表示不知道廠子在哪，我心里很急。最近在十幾名路人的一次次指引下，我終于找到了工廠，并在一個充滿煙味的小網吧完成了稿件。

　　深圳關外以“血汗工廠”著稱，這里聚集著多種勞動密集型產業(yè)，以電子廠居多，從全國各地來的打工者來到這座“改革開放的窗口”城市，進入郊區(qū)的一間間工廠，用青春、勞力換取微薄的薪金。

　　這些大大小小的工業(yè)園區(qū)均自成體系，打工者們居住在十幾人一間的工廠宿舍內，一日三餐均在食堂解決，為解決這些人的洗衣需要，深圳市現(xiàn)代后勤集團這樣的洗衣企業(yè)應需求而生。

　　以前做社會新聞記者時，我經常來到位于深圳關外的工廠采訪，這些地方普遍治安較亂，經常有二十幾歲的青年打工者僅僅因為言語不和，就與對方揮刀相向，釀成慘案。這些年輕人在生存在變革時代的痛苦之中，既遠離故土、親人，又終日被束縛在工作量巨大、氛圍壓抑，并且難以看到未來希望的工廠之中。

　　富士康一起起跳樓慘案并不是偶然，從《中國女工：新興打工者主體的形成》的社會學著作到南方周末《奢侈品代工廠的自殺女工》的深度報道，我們可以模糊地看到支撐起“世界工廠”的一個個普通打工者辛酸的面孔。

　　在國外，企業(yè)家做慈善僅僅占社會捐款總量的很小一部分，而更多的是普通公民積極參與，慈善機構從中牽線，社工、義工進行輔助。

　　這次采訪引發(fā)了我的思考，一座每名工人每月僅賺1500元的工廠，他的老板卻拿出3個億去自己的家鄉(xiāng)做慈善，這樣的事情隱有矛盾的意味。

　　由洗衣老板捐出的3個億，里面又有多少也是貧窮打工者的血汗？“以貧養(yǎng)貧”正在形成慈善領域一個微妙的反諷。與此同時，我們的慈善機構、新富、既得利益者，又在做著什么？